哲学家之怪有圣人之质(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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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哲学赋予了人们一种“Choice”的眼光,使得你能够站在至高点上,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,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更有把握。

  人类出现后,为了活下去而吃饭。但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:活下去并不仅仅为了吃饭。

  黑格尔《美学讲演录》提到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。在古希腊神话中,它向过往的来人提出了“斯芬克斯之谜”:“早上四个脚,中午两个脚,晚上三个脚是什么东西?”

  由此我们思考—人的高度是什么?人的高度应该既包括人的身高又包括人的思想高度。虽然应该既追求身高,更追求思想高度。但是两者毕竟是不同的事。历史上有许多人,长得虽然不高,但是其思想高度高。以思想的高度征服了阿尔卑斯山,拿破仑所谓“我比阿尔卑斯山高”便在于此。康德这个一米六的“贵族”,亦凭借其思想高度真正地把哲学领入科学的殿堂。

  之前说到,人为了获得别的动物看不到的高度,开始直立行走。但是这也是有代价的—现代人的高血压、颈椎病、心脏病随之而来。而要纠正这些病症,就需要进行养生。养生的方式不一而足,但也多是在地上爬或是操行五禽戏。有趣的是,人为了尊严而直立行走,却为了养生在地上爬。所以可以说,只有放弃过有尊严的生活才能真正养生,才能真正求得生存。

  《论自杀》中说到人为什么自杀?人可不可以自杀?加缪在有关自杀的讨论中也提出—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自杀。在当代,尽管物质生活被充实,精神的空虚却并未能解决。因此我们不能回避上述问题。

  《实践理性批判》中提出:“世上有两件东西能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,一件是我们头上的星空,一件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。”这种震撼其实能促使人们追寻幸福。

  康德说:“幸福是最虚无的概念。”幸福其实就是幸福感,一种几乎无法讨论,无法许诺的主观感受。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,即幸福就是能带来心中幸福的客观条件。所以祝你幸福实际上是在用生活来许诺。拿破仑曾经发问“你们知道王冠有多少重量吗”,他当时复杂的情绪莫不如是。

  古老的民族如今都在面临挑战。在印度的马路上,牛羊自行车都还在走;宗教、派别之争仍然牵动着人民的神经。阿富汗、伊拉克、伊朗(波斯)等国家也各受困扰。相似的,哲学这门古老的科学也处境堪忧。哲学被许多人误解为一门脱离实际、只研究抽象事物的学问。

  有人认为哲学家只知想入非非、不食人间烟火—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剧本《云》中嘲笑苏格拉底(苏格拉底为剧中主角之一)是一个无用荒诞的朝天哲学家。可是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。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1898年用一幅油画的名字提出了三个问题—《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是谁?我们到哪里去》。莫里哀也曾在剧本《贵人迷》中嘲笑一位哲学教师。当然,还有汝尔丹等人的例子。

  还有人认为哲学家是怪人,其实怪才是通向正确生活的。因为怪人有“圣人之心”。“圣”字的甲骨文从其结构上看表达的意思是多听少说,恰如圣人的特征,先倾听。大家都听过“你可以反对我,但我坚决维护你反对我的权利”这句名言。相似地,《道德经》中提出了大音希声,《论语》里亦有“六十而耳顺”一说,表示六十之后可倾听不同意见。

  可是现代社会,却越来越缺乏倾听。有多少人还记得常回家看看,与父母交流?卡耐基讲过一个“姑妈与侄子”的故事—侄子去看望姑妈,姑妈表示只要能听她讲话三个小时,就送侄子一辆轿车。大仲马在《基度山伯爵》中甚至写道:“若有人能与他说几句话,他哪怕立刻死了也可以。”

  观世界的诸多学问,可以发现对于涉及抽象的哲学、音乐、艺术,其研究者极可能变为精神病。但是有时精神病人的作品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世界,比如凡·高变疯之后的作品仍有其意义。这是因为精神病人说的是真话。除了精神病人之外,喝酒的人也会说真话。事实上每个民族需要两种饮料,饮酒用以消除理性,饮茶或咖啡用以提高理性。酒可以用来瓦解成人的面具,如果人一直生活在理性中,会很痛苦。

  回到之前的问题,哲学家为何是怪人?哲学家是通过自己的研究,进入到孤独的境地。而孤独分两种,一为有如鲁滨孙式的肤浅的孤独,一为在人群中的深层的孤独,即使每天与人交流,却依旧孤独。所以才有了萨特言他人犹如地狱,屈原语众人皆醉而我独醒。而这种哲学上的孤独多是因为哲学家多为先知,觉察到了时代人未发现的真相。尼采说他的哲学是为两百年后的人讲,这也是一种疯,他在书上署名:the Crossed man,被钉上十字架的人。而荷尔德林《塔楼之诗》中的主人喜欢别人称他为陛下。由此可见,疯狂之前长期孤独,疯狂之后追求尊重。

  叔本华说:“这种孤独及一种伟大的情感,是哲学家经历伟大创作的必须经历。”因此,作为一个创造家,必须体验孤独。如果一个人从未孤独,则其不会有什么创造性。在哲学上,入乡随俗是危险。人应有两种精神:一是适应环境,二是独立环境。人应该保持自己的理想,同时适应规则。在其二者中达到均衡。

  (《复旦青年》记者朱稼楠记录,《复旦青年》记者刘莉、顾晓褀整理。本文为俞吾金先生在复旦大学长年教授《哲学导论》课程第一讲全文实录,标题为编者所拟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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